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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节内容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维度之一是政企关系。无论对于企业的顺利运作，还是对于政府的顺利运作，政企关系都至关重要。然而，重商主义典范和宪政主义典范这两种传统理论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现实，越来越失效。虽然当前尚没有新理论可用，但企业及其管理者有责任，也面临着机遇去仔细思考并塑造新形势下的政企关系，以促进政府和企业顺利运转。
二、章节问题集
问题1：哪种典范能够恰当地描述美国的政企关系?
美国的政企关系可以用“自由放任”的典范来描述。在美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较少，企业通常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政府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而不是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这种自由放任的政企关系模式有助于促进市场竞争和创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空间。然而，这种模式也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和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在必要时进行干预和调整。
问题2：导致政企关系复杂化，进而使两种历史上的典范失效的因素有哪些?
在文档中，导致政企关系复杂化，进而使两种历史上的典范失效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 利润的本质和作用：在许多传统观念中，利润被视为企业的唯一目标，这导致企业往往以利润为导向，忽视了其他社会责任。然而，实际上，企业的利润与其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并不矛盾，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基础。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企关系的复杂化。
- 所有者与管理者角色的混淆：在一些企业中，所有者与最高管理者角色往往被混淆，这使得企业在管理上难以实现专业化。当所有者亲自管理企业时，他们可能会坚持自己的决策权，即使这些决策可能不适合企业的长期发展。这使得政府难以从所有者手中夺取企业的管理权，进而导致政企关系复杂化。
- 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国民关注度的提高：随着企业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它们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部分。这时，企业的存续和绩效对全国产生了影响，公众压力会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当企业无法获得所需的管理时，政府可能会采取措施介入，这包括从阻碍管理的所有者手中夺取控制权。这种情况也加剧了政企关系的复杂性。
- 法律层面的规定与实际实施情况脱节：在一些国家，尽管法律层面可能规定管理权先于甚至高于所有权，但实际实施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这使得法律与实践之间存在脱节，导致政企关系变得复杂。
综上所述，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政企关系的复杂化，并使得两种历史上的典范（即完全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和政府全面干预的企业）失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以实现企业盈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并避免政府过度干预企业运营。
问题3：未来企业和政府有哪些领域的联合任务需要双方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工作?
未来企业和政府需要共同合作的领域有很多，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领域：
- 环境保护：企业和政府需要合作制定和执行环保政策，以确保企业的运营不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例如，政府可以制定更加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标准，而企业则可以开发和实施更环保的生产工艺和技术。
- 公共卫生：企业和政府需要共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例如疫情和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可以制定更加严格的法规和标准，而企业则可以开发和实施更加先进的检测和预防技术。
- 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需要共同促进经济发展，例如通过投资、创新和创造就业机会等方式。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激励，而企业则可以开发和实施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 社会福利：企业和政府需要合作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例如贫困、教育、医疗等。政府可以制定更加公平和有效的福利政策，而企业则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 科技创新：企业和政府需要共同推动科技创新，例如通过投资研发、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激励，而企业则可以开发和实施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总之，未来企业和政府需要合作解决的领域非常多，双方需要相互协调和支持，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问题4：为什么跨国公司的崛起是对重商主义典范的直接挑战?
跨国公司的崛起对重商主义典范的直接挑战在于其打破了传统国家间的经济边界，使得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家间经济关系和国际竞争模式。
在重商主义时代，国家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流通，而跨国公司的崛起则使得企业成为全球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的主要参与者。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市场设立分支机构、进行跨国投资和合作等方式，实现了生产、研发、销售等环节的全球化布局，从而打破了传统国家间的经济边界。
跨国公司的崛起也对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谈判和决策，而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则要求更广泛、更深入的国际合作和规则制定。这种变化不仅挑战了传统国家的经济主权和控制力，也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
此外，跨国公司的崛起还加速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设立研发中心和合作创新等方式，推动了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不断涌现，从而改变了全球市场竞争格局。这种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仅对传统产业造成了冲击，也对新兴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的崛起对重商主义典范的直接挑战在于其打破了传统国家间的经济边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竞争模式和经济治理体系，推动了全球经济向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方向发展。
问题5：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拒绝接受的政企关系发展趋势是什么?
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拒绝接受的政企关系发展趋势是所有者与最高管理者角色的糅合。戴高乐认为，企业的合法管理应当源自所有者的授权，但所有者必须服从企业对管理和管理者的要求。然而，在许多国家，尽管管理权先于甚至高于所有权的学说仍然仅限于法律层面，但已经决定予以实施。这意味着，如果企业没有获得所需的管理，所有权本身也就毫无价值了。因此，在法国，戴高乐主张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以保持企业管理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问题6：为确保资源合理配置，必须接受市场检验，有权根据市场形势做出决策的三个经济维度是什么?
在文档中，为确保资源合理配置，必须接受市场检验，有权根据市场形势做出决策的三个经济维度分别是：
- 生产力：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它包括“智力形成”率，即国家培养充满想象力和愿景、受过系统教育、具备理论分析能力的人才的速度，以及资本设备的计划、设计和安装。
- 生产率：提高生产率的传统方式需要更多熟练或非熟练工人的体力劳动，而新型的方式则需要理论分析和概念规划，甚至无须资本设备投资。
- 管理学：管理学不仅仅是经济的创造物，管理本身也是创造者。管理层需要承担塑造经济环境的责任，计划、启动和推进变革的责任，以及缓解经济环境对企业盈利能力的限制的责任。
综上所述，这三个经济维度是生产力、生产率和管理学，它们共同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和市场的决策。
问题7：为什么企业自治最符合政府的利益?
企业自治最符合政府的利益，原因在于它有助于实现更高效、更灵活和更具创新性的组织管理。
首先，企业自治可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在高度自治的企业中，员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能够更快地响应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从而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并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这种灵活性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尤为重要。
其次，企业自治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性。自治组织鼓励员工自我创新和自我提升，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新思想和新的发展机遇。同时，高度自治的组织也更容易吸引和留住人才，因为它们能够提供更具挑战性和更有成就感的工作环境。
最后，企业自治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在自治组织中，员工有更强的自我驱动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企业目标。这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还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
因此，企业自治符合政府的利益，因为它有助于实现更高效、更灵活和更具创新性的组织管理，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问题8：为什么强大且高效的政府最符合企业的利益?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府和企业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虽然它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相互影响和互动的关系，但它们的利益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强大且高效的政府是否最符合企业的利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
从经济角度来看，强大且高效的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从而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盈利。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执行法规来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防止不正当竞争和腐败行为。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支持创新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
但是，政府的强大和高效也可能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政府可能会过度干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导致企业失去自主性和灵活性。此外，政府的权力也可能会被滥用，例如，政府官员可能会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对企业进行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
从政治角度来看，政府的强大和高效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政治保障和法律保护，从而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政府的强大也可能会对企业产生政治压力和限制，例如，政府可能会强制企业执行不合理的政策和规定，或者限制企业的经营领域和市场份额。
从文化角度来看，政府的强大和高效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企业的形象和品牌建设。但是，政府的强大也可能会对企业产生文化冲突和矛盾，例如，政府可能会推行某些文化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与企业自身的文化理念存在差异或冲突。
综上所述，强大且高效的政府是否最符合企业的利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和影响。虽然政府的强大和高效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些优势和便利，但也可能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和限制。因此，企业需要在与政府合作的同时，保持自主性和灵活性，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变化。
问题9：企业还是政府面临的危机是当前需要彻底思考政企关系的原因?
企业与政府面临的危机都是当前需要彻底思考政企关系的原因。
首先，企业面临着管理上的挑战。在多元组织构成的社会中，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受到市场、公众和政府的制约，其管理者不可能像政府那样走上极权主义统治。然而，它们可能因为管理缺位或者管理失当，例如官僚专制，不能达到德鲁克期望的“负责任地、高绩效地运作”，从而为极权专制垄断社会资源让出空间、提供机会。在所有机构中，包括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的工作社群中，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既为新的管理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带来对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管理方式的挑战。
其次，政府也面临着危机。在苏联等国家，工商企业的合法管理往往仍被视为源自所有者的授权。根据苏联的法律，因为政府取代私人股东成了“所有者”，所以政府管理企业名正言顺。但在多数国家，尽管管理权先于甚至高于所有权的学说仍然仅限于法律层面，但已经决定予以实施，所有者本人必须服从企业对管理和管理者的要求。当然，许多所有者成功地把所有者-投资者与最高管理者的角色糅合在一起。但如果企业没有获得所需的管理，所有权本身也就毫无价值了。并且企业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部分，以至于其存续和绩效受到全国关注，公众压力会迫使政府行动起来从阻碍管理的所有者手中夺走控制权。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休斯飞机公司生产的电子产品对美国的国防至关重要，所以霍华德·休斯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对该全资公司的控制权。之所以强行引入管理者，是因为霍华德·休斯坚持以“所有者”身份主导公司的经营。无独有偶，60年代，即使克虏伯家族持有全部股份，联邦德国政府仍旧迫使克虏伯公司引入了自治的管理层。
因此，政企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彻底思考以解决当前面临的危机。